盛极一时的古罗马有一个拐点，突然间，罗马军团从进攻性扩张变成了纯粹的防御，后来还改信了基督教……很多人忘记了这个重大拐点中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连续不断的大瘟疫到底杀死了多少公民：
罗马转型其间经历了一连串的瘟疫
最著名是公元165至180年的安东尼大瘟疫
由从东方战役归来的军人带回帝国腹地
瘟疫夺去了罗马皇帝卢修斯维鲁斯的生命
9年后这种瘟疫再度爆发
在罗马城每天造成2000人死亡
其中四分之一的罗马市民遭到了传染
这种疾病的死亡率约为25%
古罗马帝国总的死亡数约摸为500万人
导致罗马一度建立不起像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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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帝国的拐点
公元166年，在大瘟疫流行之初，著名的希腊医生和医学科普作家盖伦，从罗马回到小亚细亚的家中，开始研究这种传染病。
公元168年，盖伦被两位帝国的皇帝——马库斯·奥雷利乌斯和卢修斯·维鲁斯——召唤返回了罗马；他出席了168至169年冬季，驻扎在阿奎莱亚的罗马军队的疫情爆发会诊。
盖伦在《梅登迪方法论》（Methodus Medendi）一书中简要地记录了对这种流行病的观察和描述，此外他对传染病的其他引用，散见于他大量的著作中。他把瘟疫规模描述为“巨大的”，持续时间修饰为十分漫长，并提到病人的症状有发烧、腹泻和咳嗽，以及，上皮组织溃烂，伴有干燥，以及脓疱，重症可能出现在染病的第九天。盖伦提供的信息，并没有明确定义这种疾病的性质，但学者们通常倾向于，将其诊断为早期天花病毒……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研究的结论是，安东尼瘟疫和后来的塞浦路斯大瘟疫（251–约270年）是两种不同疾病的暴发，一种是天花，另一种是麻疹。这两次瘟疫对整个欧洲人口，造成的严重破坏可能表明，人们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两种疾病，这给幸存者带来了免疫力。其他历史学家认为，这两次爆发可能都与天花有关。后一种观点似乎更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评估将麻疹病原体的突变，定位在公元500年以后的某个时候……
希腊名医不仅来罗马帮皇帝陛下诊病，还记录了这次传染病对整个社会的摧残。瘟疫不仅夺去了罗马皇帝卢修斯维鲁斯的生命，还使得罗马城的经济几年都未能恢复，9年后这种瘟疫再度爆发时，罗马人显得更加无力……在市民本就不多的罗马城，每天有2000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一的罗马市民遭到了传染。被传染后的死亡率达到了25%，古罗马帝国总损失了人口500万……许多省份都组织不起像样的军队守卫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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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与信仰的摧毁
亲人与朋友纷纷死去，罗马市民在绝望的惊愕中，纷纷求助于巫术提供的所谓保护。萨莫萨塔的希腊讽刺作家卢西恩，对来自阿博诺蒂丘斯的江湖骗子亚历山大充满讽刺的描述，记录了这个巫术师“在瘟疫期间为这个帝国的公民们”贴的那些咒符……
卢西恩说：“到处都可以看到门口写着莫名其妙的咒语，特别是在那些空荡荡的房子里。”这场瘟疫在整个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巴尔托德·乔治·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总结道：“由马库斯·奥雷利乌斯皇帝统治下，在很多领域里，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风格上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我毫不怀疑这场全国范围的文化危机，是由大瘟疫引起的……
在马可曼战争期间，马库斯·奥雷利乌斯皇帝在他的哲学著作《冥想》中写道：“我们所珍视的世界与传承，从来没有从先帝统治时期的瘟疫中恢复过来。”
该书第九章第二节指出，即使是皇帝身边的瘟疫，依然在蔓延……虽然皇帝说病魔不如谎言、恶行和无知那么致命。然而，忙着体察民情的马库斯皇帝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他临终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为我哭泣；希望你们在意瘟疫和如此众多的死难者…”
皇帝本人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哲学家，他陷入的悲观绝望与突然离世对整个罗马社会的文化自信产生了极大的摧毁作用。
而绝望的人们对巫术的膜拜，又使得罗马人背离了对神信仰。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最终铸成了罗马帝国内部的文明坍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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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事和外交的影响
这种传染病队帝国边境的直接影响，很是明显。当帕提亚帝国的伏罗加色斯四世的军队进攻亚美尼亚时，古罗马军队在维鲁斯皇帝的指挥下，勉强向东移动，由于，大批军队死于这场瘟疫的继续，罗马人对东部领土的防御，变得越来越悲观。
据公元5世纪西班牙作家保卢斯奥·罗西乌斯（Paulus Orosius）的记述，意大利半岛和西欧各省的许多城镇和村庄，几乎失去了所有居民。
随着疾病向北蔓延到莱茵河，它也感染了帝国边界以外的日耳曼人和高卢人。多年来，这些北方民族一直在向南推进，寻找更多的土地，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人口。
边防官员说，由于蛮族的人口因这场瘟疫而大幅减少，罗马军队现在都懒得把这些小部落赶回原处。事实上，真正的原因也许是古罗马没人了：马库斯皇帝本人，从167年到他去世，亲自指挥了多瑙河附近的防守战役，以图阻止日耳曼人过河，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由于帝国军队的死亡率更高，人员短缺，对马可曼部的重大进攻，居然被推迟到了169年。
显然，罗马城墙上长期无人驻守，使得诸多日耳曼蛮族过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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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皈依基督教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是古罗马皈依了基督教，才变得非常软弱采取了退守政策，事实上，在君斯坦丁大帝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古罗马已经因为连翻的大瘟疫，而被折磨到连边境都守不住了。当然，在欧洲的基督徒眼里，罗马当年饱受折磨，是来自上帝的“审判”。
君士坦丁大帝是公元前306-337年的罗马皇帝。距离马库斯皇帝亲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7年……帝国的东部各省（从巴格达到亚美尼亚）显然受到了越来越剧烈的异族冲击。所以，皇帝的迁都决定并不完全是源于宗教或文化，更多可能来自东方民族的军事压力。
君士坦丁是罗马军官弗拉维乌斯·瓦莱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他的配偶海伦娜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公元293年成为帝国的副帝。那时候，君士坦丁被派往东方，在那里，他通过军功晋升为军事保民官，在伽利利乌斯皇帝的旗下。
公元305年，君士坦提乌斯被尊为奥古斯都，君士坦丁被召回到西方世界，在他父亲的领导下，征战于不列颠尼亚（今天的英国）。公元前306年，君士坦丁的父亲去世后，他在埃博拉库姆（今英国的约克）突然被他的军队歌颂为皇帝，他不想接受这样的殊荣，但内战就爆发了……在一系列战斗结束后，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加冕成为帝国东西方各大区的唯一最高统治者。
很重要的一点是，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而随后罗马大军让基督教传遍了欧亚非三大洲，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圣经秩序”，所以他对全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欧洲的历史学家对君士坦丁偏爱基督教的原因，仍不确定，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争论着，他信奉的到底是哪种早期基督教形式。学者们似乎有一个结论，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是个基督教信徒，但君士坦丁本人因为神迹而信教的说法，没有达成共识。
一些学者质疑他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皇帝’。如果，这种历史记载使他成为一个正统基督徒，显然是争论的话题，”尽管，他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当地教会的洗礼。
有一点共识是：君士坦丁大帝命令全国范围内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转折点，有时被称为教会的胜利、和平的转变。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颁布了米兰敕令，将基督教的崇拜合法化。皇帝本人成为基督教会的最大的捐助人，开创了皇帝在教会内拥有地位的历史先例。
380年，君士坦丁再度颁布法令，宣布了罗马帝国的正统信仰是基督、罗马是基督教国家、罗马开始拥有国家教会。直到今天，他在东方正统基督教和其他东方教派中依然被尊为圣徒，和伊萨波斯托洛斯，即“基督教的君王”。
康斯坦丁的迁都和全方位改革后，古罗马历经分裂、多次试图统一以及后来的灭亡，都再也没能成功夺回东边的那些领土，尤其是靠近阿拉伯半岛的东方领土，在转换为伊斯兰之后，成了阿拉伯人的乐园。而罗马帝国的人口太少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至关重要的历史拐点，看不见的病毒反倒被人类遗忘……